中石油解禁市值1.91万亿 换手率仅0.05%

[17]前引[3]，第132页／p.159。

由此而需要严肃考虑的就是，法治指数是中国法治实践的灵丹妙药还是自有其理论与实践的边界?当代中国法律人理当自我警醒，牢记人的理性限度，抑制理性的狂热欲望，谦恭而谨慎地对待法治指数问题。这些都表明全国层面的普遍性要优于地方层面的特殊性。

法治指数的指标体系的各项内容设计得过低，甚至如果只是对现存法治实践的简单概括总结和量化，那么就很可能将会导致法治指数以法治之名行破坏法治之实，法治指数的存在目的也就会被无形地消解掉。[11][15][16][17]第二，着重论述法治指数设计和研究对中国的意义，强调法治指数设计和研究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当然，中国法治指数的杂多和统一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国际上的法治指数也并非只有一套，而是有多种法治指数体系，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这种多元的法治指数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法治的统一。法治指数的设计与研究的兴起得益于社会指标运动的进行，有关指数的设计不限于法治建设方面，甚至其他方面的指数设计出现的时间更早，比如1972年自由之家发布的世界自由度指数，涵盖了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两个指标的测量。因此，法治指数的设计不能忽视人文主义的关照，这种人文主义的关照应当更多地体现在法治指数的定性分析上，而科学主义对逻辑和量化追求的更多地体现在定量分析中。

[27]55-56因此，法治指数体系的设计可能是针对国际层面上不同国家，也可能针对国家内部及其不同区域，但是促使法治建设的具体措施和绩效的评价趋于统一化是法治指数体系设计时必须坚持的目标。戴耀廷在分析和设计香港法治指数时提出两种路径：体制性的进路和价值性的进路，而香港法治指数的设计采取了体制性的进路，着重于看政府是否透过法律和在法律之下行事。在对店员的监督制度中，店主和顾客的监督是重要构成部分，而收银机则将这些监督机制有效结合在一起，为店主和顾客的监督提供了数据和记录。

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则主张性善论，侧重主张德治与人治，但是也并非不重视制度规则的作用。全球化并没有带来历史终结后的大同世界的美好图景（自由民主加上资本主义），反而带来了全球的经济衰退和社会恐慌。穷困的重压使他无奈掇学, 孤身独处斗室。基督教经典《圣经》认为人有原罪，原罪昭示了人性之恶与不完美，唯有信仰上帝，苦赎罪行，才能得到上帝的宽恕与拯救。

每一个店铺的收银员在面对钱箱的时候，无疑都面对着巨大的诱惑。对此问题，无非两个解决途径：一个是依照法律进行制裁，前提是盗窃被捉拿。

目前,对德性或者美德的研究主要属于伦理学的领域。美国收银机的故事，也说明了美国文化对人的德性的怀疑，体现了美国文化任制度而不任人的精神。不仅在法律实施领域如此，在立法领域如果立法者不具有政治的美德，那么作为法治前提的良法也难以存在。在任何社会，为了狭隘的个人目的和利益致人死地的行为，均为道德和法律所不容。

人没有了私有财产，大家会一心一意、大公无私、全心为公。但是，这并不是说美国文化不重视人的德性，只是在于制度的关系上，美国人更重视制度，制度设计上，将人视为小人而严加制约和防范。[4] 经过文艺复兴运动，自然法学家不再以神性代替人性解释自然法，而是将自然法视为人的理性的体现。但是，历史实践告诉我们，这只是天真的想法。

（二）制度背景中丧失德性与命运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的中心人物拉斯柯尔尼科夫原本一位是有着高尚的性格和慈悲的心肠的青年。目前，制度拜物教的话语声势强大，似乎但凡出现问题，只要建立制度就可以解决问题，而缺乏对影响人的心灵、行为的具体务实方法的思考和研究。

而自然法的理论基石之一就是人性论。这更加印证了制度的有效必须建立在制度能够深入人心黑箱，能够将人的恶的闪念消弭于无形基础上。

但是，现实中私有制真的使效率提高了吗？私有制真的使人努力工作了吗？现实情形非常复杂：有人敬业工作，有人偷奸耍滑。欲修其身者，现正其心。然而，在法理学领域罕见对制度与美德或者德性关系的研究。自汉家天下后中国治理德主刑辅。五、对制度拜物教的批判和反思 制度拜物教是我国当今社会的一种流行思潮。为此，就需要一种既要观国故，又要察世俗的精神和气度，既要学习西方法治文化的精华以强化制度和规则，也要从我们文化传统中吸取精华，注重人的德性培养。

正如余华概括的那样：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统治者——不论是世袭的统治者、民选议员或者政府官员都易受私利诱惑而行事。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问题已经不仅仅简单是产品质量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一个直指人的心灵的问题。收银机这一机制建立在对人的德性的不信任之上。

儒家的政治理想在于以贤君治天下，所谓身正而令行。从其本质而言，美国的次级房贷不过是资本主义通过金融操作对社会的一次无情掠夺而已：先是以房价会继续上升为诱饵，鼓励低收入者进行负债融资性消费，同时广泛吸纳中产阶层参与。

宋儒的心学成圣论，决不仅是讲个体的修养，而是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规定。[5]  【英】阿克顿勋爵，侯健译，自由与权力，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42页。这里需要深思的是，在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生产者、经营者的产品质量责任，也规定了有关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责的情况下，食品安全事件仍然高发，人们依然无法对食品放心。[6]  【德】史漫飞、柯武刚，韩朝华译，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69页。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对于如何预防又有两种途径，一是加强思想教育和学习，从改造人的思想品质入手，通过实现灵魂深处的革命来实现。

当然，制度不能惩罚思想，但是应当能够影响人的心灵。对制度的信赖和崇拜是随着对人治的批判而演化出来的。

拉斯柯尔尼科夫在不能通过个体力量改变不合理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前提下，意图通过犯罪手段使自己成为不平凡的人这一私己目的。[11] 关于硬权力和软权力的分析可以参看尹伊文，《制度决定论的神话》一文，第31页。

在这里我们需要改变将制度进行视为规则的观点，制度不仅包括规则，也包括机制。他出身贫寒家庭, 仅仅依靠母亲和妹妹从抚恤金和微薄薪金中节约下来少许钱维持其在彼得堡法科大学的学习生活。犯罪后，经历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和良心不安，最后终于自首。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实质上，文学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并非两个完全隔绝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经典作品所描绘的世界是更加纯粹、更加理想的真实，体现了经典作家对处于自然、社会中的人的命运的深入思考和剖析。五十年代推行国有化、公社化的时候，许多人都相信，私有财产导致了私有观念的产生，如果消除了私有财产，私有观念就会随之消失。

这些学说认为王权只应当涉足世俗事务，不应当干涉精神，王权应当受到教权限制与约束。诚然，良法与美德之人都是一种理想状态。

此次金融危机充分表明了造成美国次贷危机的制度是一个不正义甚至残酷无情的衰的制度。可见在西方文明的源头，法治已与人性恶的预设相互关联。